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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2-25 13: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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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院5号楼的故事
本刊记者/鲍安琪
“搞原子弹,就是反复试验。试验回来了分析,分析了再试验。你只要不怕困难,一次比一次成功,完全成功了,原子弹就出来了。”
原核工业部副部长刁筠寿反复强调着这一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的这位老人,今年105岁,坐在轮椅上,眼睛已看不见,听力也有困难。他作为“九院”党委第二书记,参加了青海221基地和四川902基地的创业建设,可谓硕果仅存的核工业元老级人物之一,但或许由于工作性质,名字却几乎不为公众所知。
即便他们的孩子,也是要到多年以后,才逐渐了解父辈的工作,了解到自己从小生活的“塔院”,是个“惊雷出自无声处”之地。
而其中的塔院5号楼,更是出了王淦昌、程开甲、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于敏6位“两弹一星”元勋。
金色时期
塔院位于海淀区花园路北端。当年这里因人烟稀少、又离苏联答应提供的原子弹样品(后来并未提供)预定卸货的西直门火车站不远而被选中。作为办公区的花园路3号院,和作为生活区的塔院1号院,于1958年下半年同时开工建设。
塔院1号院是一座布局规整的长方形院落,因其南边有一座建于明朝的七层八角砖塔而得名。塔院里建起了8栋单元住宅楼,两栋楼一排,共4排,从北至南为1-8号楼。
先盖起来的1至4号楼的外墙都是黄色的,周围老百姓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单位的宿舍,习惯称这里为“黄楼”。黄楼有大阳台和独立卫生间,因为是按苏联图纸修的,甚至还有浴缸。
1962年左右,又建起了5号楼。5号楼是塔院中装修档次最高的,地面铺实木地板,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这栋楼本来是要给苏联专家住的,因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这栋楼就主要分配给院领导和专家居住。
刁筠寿家住5号楼1单元301室,对面的302是副院长马祥家。楼下的201住着第一副院长吴际霖,202是副院长郭英会家。101住的是副院长兼理论部党委书记彭非,对面是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周光召。理论部副主任何桂莲住401,对面是两航起义的骨干、从香港回来的李启廉。程开甲、朱光亚、俞大光等住在二单元,邓稼先、秦元勋、龙文光等住三单元。
吴际霖的女婿唐信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塔院建成后,甚至一直到80年代,住5号楼都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其中,最东边的一单元位置最好,总共四层的楼房中,二楼又被认为是最佳楼层。
住在二楼的吴际霖和郭英会都是九院元老。1957年,中央决定在二机部成立专门研制核武器的机构,即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不久后又在九局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九所”。筹建时,最初只有三个人——局长兼所长李觉将军、分管科研的吴际霖和分管行政的郭英会,白手起家。
1964年3月,实为三位一体的九局、九所和青海221更名为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李觉任院长兼党委第一书记,刁筠寿任第二书记。后来机构和名称虽屡经变化,“九院”却成为一直沿用下来的习称。
塔院就像一个小社会,有自己子弟小学和幼儿园。当时北京已有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小学,因此塔院子弟校就叫九一小学和九一幼儿园,正好机关也叫九所。
九一小学是一座T形的红色砖混三层楼。那时的中小学都是木头黑板、电灯泡,这里却是当时少见的玻璃黑板,日光灯明如白昼。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很多大学毕业的俄文翻译工作量骤减,有几位就调来子弟校当老师。刁力的班主任就是位俄文翻译。班上才三十几个人,程开甲和朱光亚的女儿都在这个班上。
塔院很奇特。家家户户几乎都是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生活,父亲多半都在青海。外边人对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院子充满好奇,有人戏称为“寡妇院”。副院长彭非的女儿彭康康(后随母姓改名为李康)记得,院子里的每个孩子脖子上都挂着钥匙,而这个钥匙能打开数家的门!忘了带钥匙就找别家孩子帮忙,只要试几把,就一定能打开。
在很多塔院孩子的回忆中,关于60年代上半期的记忆都是金色的。那时候的天气比现在冷,冬天总是下大雪,春天不化。北土城有很多大树,像个森林。周围被农田包围,夏日蛙鸣此起彼伏,间杂着蛐蛐和蝈蝈的叫声,院墙外的大片玉米地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偶见农家的炊烟袅袅。
九院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各地来的顶尖人员,九院人拿着邓小平签发的命令去全国各地,需要什么人,就调什么人。食堂的师傅于阿根曾是锦江饭店的大厨、一级劳动模范。除了科研人员,还有很多高级技工。周志兴的父亲是八级电焊工,被调进九院后,全家都获得了北京户口,还在塔院分到了一套两居室的住宅。
足球是塔院的传统运动。5号楼的孩子们足球踢得最好,各楼联队不是他们的对手,在外面约球也无败绩。战绩如此显赫,主要是因为球队主力——李启廉的双胞胎儿子李惟淼、李惟霄兄弟,兄弟俩后来踢进了北京队。
塔院里的孩子还兴下围棋,而且兴和大人下。刁锐听说楼上的何桂莲叔叔围棋下得好,就上门去请教,每次都是大败而归。小伙伴谷晓云常找邓稼先下棋,推荐他也去。一天,他敲门去挑战,邓稼先为人宽厚,来者不拒。下过几盘,互有胜负。他记得,邓稼先不管输赢,都是笑呵呵的。
塔院很多孩子都有和邓稼先下围棋的记忆。有人回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大家都到院里的九一幼儿园去躲地震,邓稼先在过道上就摆下战场,一手拿烟一手拿着一杯茶,笑迎所有对手。赢了棋之后他会开心地笑着看对手,透着一种舍我其谁的神态。
刁锐的母亲是理论部支部书记,家里常有理论部的年轻人来,与她谈工作、谈心,也说家里的困难、婚姻恋爱的困惑等等。刁锐说,当时的党务工作就是这样的。
九院理论部是真正的藏龙卧虎之地。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曾说,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
理论部有著名的“八大主任”。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桂莲、于敏。知识分子想法比较多,科学大家们各有各的专业和理论,每个人的个性也都很强,争论起问题来甚至会脸红脖子粗,但是在工作方案确定之后会放弃自己的见解,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刁锐说,当时原子弹攻关强调集体的力量,叫“多路探索”。“你证明了一条路是错误的,也是成绩,因为就避免了别人再走这条路。现在做科研,这种情况就很难出现,有人会说你没干活没干成。但是在当年,这种失败的探索也叫成绩。”
在九院人心中,在氢弹理论攻关中做出重大贡献的黄祖洽就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探索者。虽然后来他没有被授予两弹元勋称号,但九院人都无比敬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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