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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校经过近30年的调整、改革、发展，在各自优势学科门类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学科门类不全、新兴学科难以发展等因素严重束缚了各校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相同渊源的四校，加强合作、取长补短、综合发展，逐渐成为一项战略选择。1979年5月，浙江大学访美代表团一行8人，在党委第一书记刘丹的率领下对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纽约、费城、波士顿等9个城市和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14所美国高等院校，以及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原子能研究所等3个研究所和实验室。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出访的大学代表团之一。代表团回国后，起草了考察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就有关于建立综合性大学的主张，引起浙江省委的高度重视。1980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认为： 浙大、杭大、农大、医大这四所老大学基础都比较好，各有特长，尤其是浙江大学，有八十多年历史，办学经验比较丰富，师资力量比较强，学科和设备比较齐全，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但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浙大的文、理、农、医、法、师范的院、系都划出去了，现在的杭大、农大、医大就是浙大分出的院、系为基础组成的。当时这样做，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弊端：系科重叠，教学力量分散，学生知识面过窄，专业分得太细，边缘学科、新兴学科难以发展，专门学科的提高也受到限制。针对这个情况，为发挥老大学的优势，又鉴于浙大等四所学校“本是同根生”，有历史渊源，搞协作、搞联合具备有利条件，决定这四所大学开展校际协作，并通过协作，走向联合，向多科性、综合性方向发展。 7月16日，中共浙江省委批转省委教卫部《关于浙大、杭大、农大、医大开展校际合作的意见》。省委同意四校实行校际合作，认为这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发挥老大学的优势，也是改革高校体制，逐步走向联合，向多科性、综合性方向发展的途径。省委决定建立四校校际协作委员会，刘丹为主任，钟儒为副主任，刘才生、李春田及各校党委书记、校长为委员。之后，四校签订了协作协议，宣告了四校逐渐靠拢、协作办学的衷心意愿。各校之间还实施了一系列的协作项目，甚至还为“马寅初先生百岁庆祝会”举行四校联庆。然而，四校之间的平行合作并没有使四校真正走向联合，实现真正的综合发展。1989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刘丹念念不忘在浙江省重建综合性大学。4月27日，他在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建立多科性综合大学和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的议案，充分论证建设综合性大学的重要意义。他指出： 多科性综合大学的设置，有利于文理相通，有利于各种学科的交叉、相互渗透，有利于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成长，总之有利于面向世界现代化专门人才的培养；为了迎接21世纪的到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逐步建设三十几所多科性综合大学。 显然，在刘丹看来，浙江大学应当成为一所多科性综合大学。据张浚生回忆：“刘丹在病榻上，还对时任浙大校长的路甬祥和浙江省委副书记的吴敏达嘱咐：一定要关心四校合并之事。”但是就操作实践来看，这样的愿望仍然迟迟不能实现。 真正的转机来自199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其间，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祥和浙江大学王启东教授在浙江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会上谈论四校合并的话题，提出四校合并的建议。当时参加浙江代表团讨论的分管教育的李岚清副总经理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会后，李岚清极力促成四校合并，指示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跟进落实。同年10月，朱开轩还亲自带队到浙江调研四校合并的事宜。由此，浙江四校合并办学的建议正式进入了国家层面的操作。然而，合并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迅速改变。浙江四校要实现合并，使经历几十年独立发展的四校重新整合起来，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牵涉面太广，涉及多方考量，困难重重。这也是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四位老科学家会最终联名致函江泽民***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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