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这事儿，跟嘎错梁启超腰子哪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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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事后，梁的友人、著名医学家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据伍氏的诊断，“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医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协和“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操刀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的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医疗事故，身为受害者，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反而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之语透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仍把西医看做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着文为协和医院开脱。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中，梁启超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的性质”。文章的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他为科学所做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摘自《陈寅恪和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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