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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现问题阶段 1956年毛**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交通大学根据中央和上海市指示调出一部分资源筹建南洋工学院,这一调整开始在部分人中引起思想波动,但总得说来风平浪静。然而,首批西迁师生迁到西安后发现存在很多现实问题,严重影响了西迁工作的积极性。 西迁人赵富鑫在口述历史“九十述怀”说道:“由于初来他乡,工作及生活条件又都有些问题,不少教师有意见,有的甚至提出要重新迁回上海,这样就掀起了反迁校浪潮。”[6] 时任交大西安分党委书记的苏庄在口述历史中说道:“1956年夏,校园没有水泥马路,雨天泥泞一片,陷足难行。新楼来不及装上下水道,有的买不到煤球,只好改烧木材等等。人称离开“十里洋坊”(指上海),来到“穷乡僻壤”(指西安)”[6]。 西迁人陈学俊在口述历史中说道:“刚来西安时,生活的确很艰苦,主食吃杂粮,每月一户照顾发大米30斤,蔬菜、水果很少很贵。鱼虾更是见不到。在交大附近没有中学,我的大孩子上初中只有进城,每天乘老乡的马车去建国路一所中学读书,孩子年龄还小,我们不放心,每天早晨送他,傍晚在东门口接他,有时他还得坐老乡进城的马车回来,每天都是这样。”[6] 西迁人王则茂在口述历史中说道:“西安的条件还很差,西安当时连一条柏油路都没有,所有的路还都是石子和泥土路,沿咸宁路交大的公共汽车只有一路。”[6] 笔者接触过第一批西迁学生,讲述当年在西安找不到实习的工厂,只好到上海实习。 由此可见,交大第一批西迁师生就发现西迁工作存在的问题,生活条件很艰苦,影响了西迁师生情绪,为后来反对迁校浪潮埋下隐患。笔者曾问过1956年入学的前辈,他回忆:“大家不愿意迁西安,校领导只好动员各系负责人带头迁,大部分人表面不反对,但内心并不是很情愿去西安”。尽管大家内心对迁校有意见,但总得说来表面上看大家都支持西迁。 (3)反对西迁阶段 根据《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1]第70页记载,1957年3月交大传达了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动员师生员工大胆鸣放,揭露矛盾,开始“大鸣大放”。交大师生开始揭露交大西迁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大讨论,最终掀起反对迁校浪潮,为中央将交大迁校方案改为两地办学方案提供了群众基础。这一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谁先提出反对迁校的?以下历史记录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官网“大事记(1957)”、首批西迁人的回忆和原交大党委书记彭康在文革中做的所谓“交代”。 “1957年4月中旬 两地师生分别听取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和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精神传达。和全国一样,交大开始“大鸣大放”。 1957年4月15日 校党委扩大会议要求对群众“放”出来的意见组织专门小组进行研究。校常委会决定成立5人小组,成员是:陈大燮、郑家俊、程孝刚、钟兆琳、邓旭初。 1957年4月20~27日 交大(上海校区)召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原计划要动员全校掀起迁校工作的热潮。但会上对于迁校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有的认为迁校不正确,有的认为迁校正确,有的主张在西安设分校,有的提出应该缓迁等。交大(西安校区)教职工、学生在“鸣放”中对于迁校问题同样出现了分歧。 1957年4月21日 校党委举行扩大会议。彭康校长传达了高教部杨秀峰部长的电话内容,提出对迁校问题也欢迎“鸣放”。 1957年5月6~8日 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5人小组提出的方案。交大(西安校区)4位教师代表和高教部刘皑风副部长也到上海出席会议。5人小组提出:全部迁回上海、全部迁西安、在西安设分校、在上海设分校和现有的交大、船院、南洋、西动4校统筹在上海、西安设两校5个方案。与会人员大部分不同意迁校。 1957年5月9日 交大(西安校区)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说,西安动力学院要与交大已来西安的部分合并,仍留上海的部分不迁,致使不少学生情绪激动。苏庄副校长陪同陕西省、西安市领导同志到现场做广播讲话解释。 1957年5月10~11日 交大(西安校区)召开第十届二次学代会,大多数学生代表发言认为迁校不正确。 1957年5月中、上旬 在鸣放中许多师生认为交大以不迁为宜,反对设立新校和分校,反对交大分裂。 西迁人赵富鑫口述“九十述怀”回忆道:“彭康校长于年春(应该是1957年5月6~8日,作者注)在上海召开校务委员会,苏庄与我代表西安部分出席,另有教师代表殷大钧 邵济煦等4人。在会上我发言认为大部分教师还是赞成迁校的,但是对西北条件有些意见。其他几位教师代表认为我不能代表全体教师的意见,上海方面代表也纷纷表示不愿迁校,认为得不偿失。当时也曾派人至北京了解西北工业建设情况,回来后说有些项目已下马,这样就助长了反迁校的气氛。会上虽决定仍进行迁校工作,但回西安后反迁校风波更高涨,学生甚至罢课。”[6] 时任西安分党委书记的苏庄在口述历史中回忆道:“部分群众认为交大的主要矛盾是迁校,个别同志认为1955年决定迁校是错误的,根本否认合理部署支援西北建设的重大意义,因而又引起了一场复杂而激烈的争论。交大上海部分5月初召开工会会议,接着又召开校务委员会,不赞成迁校的意见仍占上风,形成了一个一面倒的会议 作出了交大“不迁”的结论,影响很大。使上海部分停止了装箱(正准备西迁),使西安部分停止了基建,俨然是一幅“迁不动”的格局,形势相当紧张。”[6] 根据交通大学原校长彭康在文革中被迫害时写的交代材料(见下图)中说道:“首先在西安方面煽动群众掀起了一个反迁校的**…这个影响到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