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上一次闯这么大祸还是给梁启超切错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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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事后，梁的友人、著名医学家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据伍氏的诊断，“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医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协和“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操刀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的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医疗事故，身为受害者，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反而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之语透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仍把西医看做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着文为协和医院开脱。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中，梁启超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的性质”。文章的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他为科学所做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摘自《陈寅恪和傅斯年》


协和的神话，就在于中国积贫积弱时，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可以获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和国内同期上海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生，从后世出的名医和院士来看，并无优势可言。

1949年后，幸好有全国各地尤其是上海医学专家的支援，协和才可以继续吹下去。

1952年，叶世泰教授从上海调往北京协和医院；1953年，刘彤华院士、病理学教授从上海调往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支援；1955年张乃峥教授、田雪萍教授调往北京；1958年，乌毓明教授从上海调往北京协和医院；1958年韩美龄教授从上海调往北京协和医院。其他的还有很多，比如1952年，圣约翰大学医学博士、附属仁济医院妇产科专家张丽珠调往北京医学院，1958年成为北医三院妇产科创始人，后来开展了中国首例试管婴儿；其父张耀是孙中山助手，曾任司法总长。黄家泗，已在上海医学院工作超过20年，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并创办上海胸科医院，1958年被调往北京，创办重新成立的中国首都医科大学（即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任大学校长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协和医院院长）。

不难看出，在由沪援京的浪潮中，医学方面，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最大赢家。这些上海的医疗专家为北京协和医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帮助，也为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

https://www.360doc.cn/article/33939856_1053902473.html

1950年同济大学医学院整体迁往武汉。1956年，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上海第一医学院由上海迁往重庆。学校在做搬迁准备的同时，也积极向中央反映希望能够保留上医。后来几经权衡，中央决定保留上海第一医学院编制，同时抽调学校师资力量去重庆新建一所医学院。最终在1956年，上医的400多名教师拖家带口搬到重庆，创建了“重庆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重庆医科大学。

1949年，上海华东医院的医生集体迁往香港，成就了香港玛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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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上海迁往北京的单位

一、中国银行（孙文成立并定址上海的央行）。上海交通银行（民国发钞行，迁京后部分并入人行，部分改称建设银行）（感谢@今日复明日 ）。

二、中国保险、太平保险、新丰保险（合并成中国人民保险）（感谢@乃么各几桑特了 ）。

三、外交部（人员比例不清楚，只晓得改开初，一走廊上海话）。

四、商务印书馆（擅长外文译本）。

五、中华书局（擅长古文）。开明书店（1926年成立的出版社，擅长教科书，迁京后并入1950年成立的青年出版社）（感谢@今日复明日）。

六、老正兴饭店（民国“老正兴”傍名牌遍地开花，迁走的这家应该是最正宗的四马路老正兴）。美味斋 （感谢@白衣秀土 ）

七、大西洋西菜社（迁京后并入老正兴，吃起西餐来倒也掩人耳目）。

八、紫罗兰理发公司（与上海另三家北迁同业合并成“四联”）。

九、义利食品公司（面包房）（感谢@甜到极致自然苦 ）。

十、国泰照相馆（感谢@晕晕的菜花 ）。

十一、雷蒙西装店（与其它几家北迁西装店合成红都，不对大众开放）（感谢@汤姆苏品如 ）。

十二、金星钢笔厂


一五期间的上海援京

据资料统计：从上世纪 50 年代初选派技术工人支 援全国重点工程，到 60 年代支援内地建设大小三线，以 及改革开放后支援外地乡镇工业，上海先后有 140 多万 人支援全国各地，遍及全国 29 个省市。一五期间，北京 很多重点工厂企业，几乎都有上海援京的工人。我的诗人 朋友京棉一厂的范以本、京棉三厂的陈满平和北京金星 金笔厂的方孜行等，都是一五期间从上海援京来的。他们 从工人诗人，后来都成长为报刊的高级编辑。方孜行所在 的金星金笔厂，是 1932 年创建于上海的全国著名的制 笔工厂，一五期间由上海整体迁来北京，填补了北京没有 制笔企业的空白。

一五期间，上海的大批工人调来北京安家落户，成为 一个特殊的群体—北京的上海人。他们要适应北京的  工作、生活、文化娱乐以及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新环  境，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拿日常饮食习惯来说，上  海人习惯吃米饭，而北京人则习惯吃面食。上海人吃的菜  肴口味清淡，而北京菜肴则口味厚重。可谓截然不同。北  京人津津乐道的美食，如豆汁儿、爆肚儿、涮羊肉以及炸  酱面等等，上海人却望而生畏，难以问津。我进厂时，上海 师傅们虽然已来北京五六年了，仍然对饮食“牢骚满腹”。 当时，粮油已经是凭票定量供应。供应中的米票比例只有  百分之二十，而粗粮则占百分之五十五。粗粮供应的全是  玉米面，北京人叫棒子面。让上海人吃棒子面窝头，实在  是难为了他们。我记得好多年来，厂里的上海师傅们经常  拿面票和粮票，与我们这些北方人换米票。可见一方水土  养育成的饮食习惯不是容易改变的。穿衣打扮北京和上  海也风格迥异。北京人的穿戴比较传统古板“老气”；上海  人则讲究西服革履新潮“洋派”。那时上海人在北京要想  做一套像模像样的西装并非易事。别看北京有著名的服  装店“八大祥”，可做西装却不在行。据说，连外国驻华使 馆的人员，要做西装也得去上海做。

鉴于北京的服务业跟不上一五期间形势的发展，与 北京的首都地位也不相称，1956 年，周恩来总经理提出了 “ 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并亲自安排上海服务业支 援北京，将上海的一些老字号名店陆续迁来北京。时任北 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亲自到上海，动员上海的餐饮、服 装、洗染、照相、美发等服务行业的著名企业，来北京安家 落户。于是，从 1956 年春开始，上海服务业的老字号名 店陆续大举迁京。创办于清同治六年（1867 年）的上海老 正兴菜馆，以经营海味河鲜“上海本帮菜”为主，曾被誉为 “ 饭店之王”。 1956 年，老正兴的 30 余位经验丰富的上海厨师、面点师和服务师进京，在前门大街开设了北京  “ 老正兴饭庄”。 1923 年开业的上海老字号美味斋饭庄， 也随即迁京落户于南城的菜市口。来自上海 21 家老字  号服装店的二百多名技术人员，来京后在王府井、前门、 西四等繁华商业区，先后开设了“造寸”、“雷蒙”、“蓝天”、 “ 鸿霞”、“波纬”、“金泰”、“万国”等时装店。以洗涤、织补、 熨烫服装而知名的上海普兰德洗染公司，也来京在王府  井大街开店。上海理发业的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  名店的一百多位技师，伴随着随火车托运的烧水锅炉、理  发转椅以及一应理发用具，来京在王府井东安市场北门  对面儿的金鱼胡同，开设了北京著名的“ 四联”美发厅。一  五期间前后，上海迁京的企业和名店还有义利食品公司、 浦五房南味肉食品店、西单第一美发厅、中国照相馆、国  泰照相馆、红都时装店等……

一五期间，上海众多的企业和名店迁京，不仅丰富了 作为首都的北京市场，也提升了北京服务业的水平和档 次，成为当时轰动北京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在北京的上海 人和江南人，从中找到了“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我们厂 的上海师傅们，经常在节假日和厂休日，成群结伙地到 “ 四联”去做美发；到老正兴或美味斋“打牙祭”；到浦五房 买南味秘制酱肉；到几家时装店做套西装，再和这些店里的上海老乡们聊一聊，真是其乐无穷。

这些在牌匾上无一 例外都标志着“上海迁京”四个字的名店，也受到北京市 民的追捧。那时能到“ 四联”去美个发，到“ 中国照相馆”照 张相，到“造寸”和“雷蒙”去做件衣服，成为北京人的高档 时尚消费。

50 多年过去了，当年援京的上海师傅们，早已融入  了北京这个大家庭。他们从“老上海”成了“老北京”。但他  们为北京做出的贡献，将铭刻在北京经济发展的史册上。 当年迁京的上海企业和名店，如今已成为北京的著名老  字号品牌，他们正以崭新的面貌，跨入“十二五”规划的新  征程，书写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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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L 发表于 2025-4-29 21:19
解放后上海迁往北京的单位

一、中国银行（孙文成立并定址上海的央行）。上海交通银行（民国发钞行，迁京后 ...

1955年初，根据中央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方针和沿海城市基本建设一般不再扩建、新建的指示，高等教育部党组重新研究了沿海城市高等学校的分布情况和当年的基本建设任务，制定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并于3月30日上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

报告提出，“经与有关各方面协商，采取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适当缩小今后的发展规模，并配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按照新工业基地的分布情况，相应地扩建内地学校、提前在内地新增新校等措施”，拟立即着手在西北、西南、中南等地区筹建13所学校。初步方案包括：将交通大学机械、机电等专业迁至西北西安附近设交通大学分校；将上海第一、第二两个医学院部分专业和师资迁至重庆附近新建重庆医学院；将上海的复旦大学在重庆设分校……

.......卫生部对上医的安排，是整体迁到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内迁的不仅包括学校师生，还包括医院和医疗人员。

努力争取保留上医

1955年5月19日至6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全面研究了文教卫生事业的合理部署、统筹安排问题。会后，国务院二办主任林枫于7月12日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了会议情况。在这份由毛**批准签发的《林枫同志关于一九五五年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到：“关于高等学校的部署问题，认为原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三年新建的17所高等学校，应将其中14所改在内地新建，并具体安排了新建的地点和步骤。内迁的学校只限于四校（上海交通大学迁西安、青岛山东大学迁郑州、南京华东航空学院迁西北、上海医学院成立重庆分院），其余院校只作个别系科的调整。”

根据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确定的高校调整最新方案，上医虽然仍在内迁的4所高校之列，但表述变成了“成立重庆分院”。这个方案显然与卫生部此前指示的“全迁重庆”有所不同，由此也给上医的师生带来了困惑与混乱。

上医也不是第一次长途迁徙。抗战期间，为了救亡图存，1939年，上医从上海出发、颠沛流离几经辗转迁到昆明白龙潭，一年后再度辗转到重庆歌乐山办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复员返沪。回到上海后，上医用了10年时间休养生息、发展提升，综合实力达到了全国顶尖水平。以1956年国家评定的一级教授为例，北京大学以27位名列第一，上医以16位名列第二，比第三名多出5人。当时全国医学院校共评定70位一级教授，上医占23%。从师资水平上看，上医无疑已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医学院校。


1955年高校内迁最初方案不仅包括交大、上医，还有复旦、上二医，最终全国迁了四所，上海占两所。